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内涵，同各种虚假意识形态作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进行的重要工作。青年时代，他们重点批判各种错误与虚假的意识形态，强调只有立足于生产维度才能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内涵。随着思想的日益成熟，他们开始更多地从正面论述意识形态的建设性作用，指明如何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结构中科学把握意识形态的现实地位。
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已经确立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德国却仍然处于封建落后状态，并且在哲学上处于唯心主义的发展高峰。受到英法两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决心与流行于德国社会的各种唯心主义哲学作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错误意识形态展开系统性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只有对现实利益进行深入考察，才能揭开德国意识形态的虚假面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然而，资产阶级却将这一具有阶级性的观念说成是普遍和永恒的，并以意识形态遮蔽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假性。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社会实践领域，对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考察。他们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这里所说的“历史过程”指的是现实当中人的物质生产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在产生之前必须具备四个因素：第一，生命为了能够维系自身，需要生产物质和生活资料;第二，在此基础上，工具的发展又会引发新的需要;第三，生命的繁衍，即人的生产;第四，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建立的现实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他们认为，德国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虚假性，就在于它对现实的人的理解脱离了上述四个客观因素，只是观念的虚假产物。因此，意识形态的生成必须立足于客观历史进程这一现实土壤，也就是说，现实的生产过程为意识形态提供具体内容，规定了意识形态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各式各样的现实需求直接推动了意识形态的生成，意识形态没有自身独立的历史。
1883年，马克思逝世。此时，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面临更复杂的局面，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与此同时，各种资产阶级学派以及不同社会主义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曲解甚至污蔑，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负面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1890年8月，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康拉德·施米特的一封信中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恩格斯认为，唯心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可能渗透于道德、哲学、法律等各个领域，然而，这些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而使意识形态沦为一种空想。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指出：“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恩格斯阐明了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认为既要看到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基础的产物，同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必须强调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能动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关心指导工人运动和自身的理论建设相结合，密切关注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表达他们对于先进意识形态的关注。这也提示我们，科学把握意识形态，既要立足时代和实践需要，也要充分发挥先进意识形态本身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扎扎实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就能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余若冰）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